不是幸运草
那日，章耀的几个朋友来家里坐坐。我端茶进去，其中一位寒暄道：你先生画得很好，我很喜欢。当时不经思索就应了：在我眼里，他的画永远是好的。
过后有点后怕，这话很有可能会引起一些莫名误会。不过听的人如果知道我是个不懂画的人，还清楚我的身份，那么也许就比较容易体谅了。
对一桩事物的看法，尚有见仁见智，那么要对一个活生生的人下个结论，似乎就更困难一些。一个人，在世上行走，不管是有心或无意，总会有多个层次、各个角度的表现，有些是好心的刻意，有些则是故作地修饰。但我总以为，不影响到别人的感受，不妨碍到别人的生活，即使是一些故作的展示，也不算大非问题吧。
要我来对章耀作个刨根问底的评论，还真是有点为难。说好有王婆之嫌，说孬又有小人之疑。所以一直拖着，落不成文。下个月，章耀将有个画展。终于觉得再不写点，很是说不过去了。算来，跟他也有了廿年的交情了。当然，已刨去小时候彼此看不顺眼的时候。这廿年的时光，走得不算很轻松。那时结婚，动机很简单：希望我爸妈对他的态度因我和他的关系转正而好一点。那时在爸妈的白眼里进出我家，到最终被认可，其间是受了不少委屈的。我想象不出，换了另一个人，结果会是怎样。只是当时我绝对没想到，他那个猪八戒照镜子的角色在结婚后就立刻置换给了我，我父母开始坚定地站在了他的阵营里。一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罪魁祸首绝对是我，我成了被申讨的对象。也许一向被娇宠的我，和谦恭的他放在一起，任谁都会想当然地以为一切都是我在无理取闹。冤假错案从此拉开帷幕。
其实呢，我父母当时之所以反对他，倒不全是因为他本人有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，换了任何人，一样不受欢迎。他们也许只是认为我还太小；或则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理由，是觉得自家的女儿太出色，谁都配不上。没求证过，不过那些小说和电影好象都是那么描写的，应该有些生活依据。
其实我一直不觉得章耀是个天才，私底下还以为自己更聪明一些。除了他的画没让我操心过，一切生活琐事我从来没寄希望他能来帮我解决。有时还要受他的埋怨，难免觉着委屈。
廿年前的我虽然也曾喜欢画画，只是当时的一切父母绝对没这觉悟肯承认画画也是一种正当的职业。除了乖乖读书，一切都不允许自作主张。所以遇到章耀时，几乎对一切事物的审美都为空白，他自然就成了我的启蒙老师。到今天我的审美观点仍和他比较接近，一张白纸上画的最初几笔自然是影响最深刻的。
章耀为画画所经历过的一切，如果不是因为真正热爱，我想是很难忍耐下来的。他当初在工厂做日夜翻班的制革工人，画画是名副其实的业余爱好。既是业余，自然要给正业让步。所以连请假去杭州看个画展，必得先加班做完定额工作。向领导请假也得打好草稿，为的是给以后留有退路，毕竟不是一两次的事。那时一个小工人，画画自然是不务正业，自己都不理直气壮。车间一个小组长都有权利不准假，甚至可以不说拒绝的理由。但为了自己热爱的画画，任何的轻慢和委屈他都愿意承受。
一个人的经历总是形成性格的重要因素，他今天的性格和那时学画的艰难应该很有关系。那时学画完全是出于自愿，自然珍惜一切的可能。我听他曾经提起，每次到杭州，为了省钱，连公交车都很少坐。所以虽然不住在杭州，对杭州的地形倒是很熟，毕竟走着认的路，印象会深刻过在地图上认的路。
章耀是个节俭的人，这恐怕是源于小时侯的生活经历。那时父母忙于工作，他得照顾自己。再加上经济条件的艰苦，一切自然是能懒就懒、能省就省。对于生活杂事，他都抱从俭的态度，省下的钱和省下的时间，自然被用来做喜欢做的事--画画。所以我认定：即使某天能有点钱的话，肯定轮不到我享用，他一定会拿来弄个舒适的画室，买点想买却一直买不起的书和资料。我就不做事不关己的梦了。
章耀又是个不善表达的人，常对我作委屈状：我有道理也说不过你。所以上台发言、出头露面之类，就一概能免则免。所以每当我认识的朋友说在电视上看到他了，不用细说，我都很能意会：他肯定又成“背景”了。对此，我倒是很乐于接受，我可不希望家里有两个能言善词的男人要我对付，一个会抓“小辫子”的儿子已经够我头疼了。
章耀不是幸运儿，但对此，他和我都很心安。那棵幸运的四叶草，我们从来不曾想过要去寻找。一切皆有定数，得与失之间自有因果。没有付出的得，会让我们忐忑。总觉得从天而降的幸运如果没有自己的努力做着铺垫，总会可能随后失去某些别的东西的。所以所谓的“幸运”，不要也罢。
章耀这个人，也就这样了，反正不管我气、我喜，一如既往做他喜欢做的事，即使态度绝好地认错、讨饶，想做的，还是照做。所以还是落得大方点，作踊跃支持，这样至少也能博个“闲妻”之谓。若有一日，他能凭努力画出点小名堂，我面子也好看些。
不管当初选择他是戴着“望远镜”还是“放大镜”，现在看起来结果也不会太坏。反正，凭我的懒散，章耀当作尤红的老公被介绍的可能性估计不大了。所以我还是老实点好了。就此搁起笔----不敢再罗嗦啦。
